第十一世乌兰葛根(活佛)嘎拉增海日布丹毕尼玛上师（后简称上师），又名嘎拉增图布丹赤列尼玛，于1920年农历正月十七日伴随着诸种祥瑞降生在鄂尔多斯郡王旗（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王府，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三代直系后裔图布信吉尔格勒亲王，母亲是额尔德尼其其格王后。上师因出生于贵族家庭，按其家谱起名叫巴图敖其尔。两岁时由兴萨葛根（宗喀巴大师之母转世者）及甘珠日瓦·嘎拉增普日来扎木苏（嘎拉增赤列嘉措，十世乌兰葛根的亲信弟子）二人初步选定后，由十三世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世乌兰葛根的转世灵童。同年，贡塘大师应上师父王的请求亲临王府给年仅两岁的上师传授了长寿灌顶及白度母（如拉噶尔）随许等教法，从而给上师奠定了听授大乘佛法的最初源缘。

1925年农历七月初一，以亲王为首的僧俗千余人护送上师从王府出发前往扎萨克召。初三以甘珠日瓦·嘎拉增丹增普日来扎木苏为首的上层喇嘛及信徒们以隆重佛教礼仪迎请上师进驻扎西索南达杰寺葛根宫馆并登上无畏狮子宝座。初八在葛根宫馆的释迦穆尼像旁，在甘珠日瓦·嘎拉增普日来扎木苏身前，上师受出家戒及格宁（居士）戒，取法名为嘎拉增海日布丹毕尼玛，之后在扎寺大典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当天年仅六岁的上师为前来庆祝的两千余人僧俗众人一一摩顶赐福，表现出一个传承佛教大业之大德的殊胜端相。

坐床后上师拜十世乌兰葛根随身秘书堪布罗布桑巴拉珠尔为师，开始学习读写。7岁时又在甘珠日瓦·嘎拉增普日来扎木苏身前受格斯乐（沙弥）戒，并领受了德木楚格五佛灌顶及其它许多教法之宝。8岁时按戒师及塔尔寺法台兴萨葛根的要求，动身前往塔尔寺，以求深造。途中因诸多施主的请求，上师在鄂托克旗贝勒寺逗留过冬。在此期间上师不仅满足了诸施主之布道请求，而且还随师一道修诵四皈依十万遍，献曼扎十万遍的同时，又完成了白度母密法的修炼。次年到达塔尔寺，设广大供养，发无上祈愿。

上师从9岁之19岁，在塔尔寺   后随兴萨、色日图格、阿拉格、阿如拉、却西、密那格等葛根及九世班禅等无数金刚上师领受各种密部灌顶、随许、详解、教诫等法宝，修持并体验了各种密法，云游各处、闻思修行，广泛听授经论并精研经典。这样不只精通了某一部经论，而且对各部经论都融会贯通，深解其义并领悟了二谛之本。特别是按教规次第，经严格答辩还获得了林色列嘎布楚学位。上师如此饱饮佛法甘露，真正成为追求解脱之具缘众生的舵手和佛法教宝之庄严。关于上师在此期间的闻思修之业绩，记录在上师本人撰写的两函《闻法录》中。在此期间，上师还自己出资塑造了许多佛像，作为具缘众生的积德福田。

1938年．上师应父王及扎萨克大王和原籍各寺庙的迎请，从塔尔寺返回原籍。自那时至1943年间的五年内，在鄂尔多斯地区，上师为具缘众生传授显密经论，修习次第、灌顶、随许、教诫等无量教宝。其中应父王及扎萨克大王和扎萨克召喇嘛们的请求，于1940年农历三月，在扎萨克召寺，为6000余名具缘僧俗弟子传授了《时轮大灌顶》，事后还为他们一一摩顶，并赐给金刚结以求吉祥。这是上师从事佛事活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最初阶段。1941年应塔尔寺执事会及阿嘉葛根和密那格葛根的请求前往塔尔寺。一路上所到之处应有缘众生迎请，如其所愿宏传佛法，恩泽四方。历时一年多，于1943年农历正月初三，回到塔尔寺。广设布施，祈求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的清净教法更加增盛。

1941年至1944年，上师的佛事活动异常繁忙。但他也未忘记在佛像理论方面的进一步深造。这段时间，他不仅精读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论》的详解、藏文语法及“诗镜”理论，而且还进一步研读了中观伦。当时正逢塔尔寺方面正在供养着还未正式坐床的九世班禅大师之转世灵童即十世班禅大师，因此上师特意将年仅6岁的十世班禅大师请到自己的嘎日巴设供款待。从此二人在各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密切交往，相互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上师在塔尔寺驻锡期间，有一天晚上有了札萨克召葛根宫馆干兹尔落地之梦兆。他感到此梦凶多吉少，很不放心。不久上师接到札萨克达王和沙卜隆喇嘛的来信，信中说“由于国民党部队的内讧，札萨克召大部分被焚毁，请求上师尽快回寺，决定修复之计。” 为此于1944年上师再次返回原籍。当时上师见到佛殿被烧成一片废墟，心中十分难过。但从废墟中发现一尊完好无损的释迦佛像。上师认为这是吉兆，它象征着能够修复此寺，故亲自主持奠基仪式并通过札萨克达王，向全旗发布通告，让僧众尽快回寺，同心协力修复寺庙。

将修复寺庙之事宜安排妥当之后，上师准备经阿拉善返回塔尔寺，但走到鄂托克阿拉寺，因身体不适，未能及时返回塔尔寺。等病愈后会同前来鄂尔多斯各地讲经布法的色日图格葛根经阿拉善南寺返回塔尔寺。途中二人在阿拉善南寺为具缘众生同坛传授灌顶、随许、教诫等教宝，顺便还拜见了六世达赖喇嘛的舍利灵塔并在塔前奉献了“千盏佛灯”以求佛光普照，众生安宁。

上师回到塔尔寺，首先在各大殿堂设广大供养及布施，发无伤祈愿后闭关静修。

1946年初，当拉卜楞寺金刚上师阿拉格葛根吉格米德普仁来扎木苏（晋美赤列嘉措）大师为给班禅大师传授法宝传承而前来塔尔寺驻锡期间，上师随同班禅从阿拉格葛根身前领受了诸多无上密部灌顶。

1946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在塔尔寺，上师身披无量光袈裟，由金刚上师阿拉格·吉格米德普仁来扎木苏（晋美赤列嘉措）大师接受比丘戒，在足数比丘之中，经加行、正行、结行等仪规，正确领受了佛法精要之一，分别解脱戒之最—比丘戒，成为清净持戒的比丘僧。从而七舍弃戒律之甘露充满了上师心田，当年上师27岁。

1946年11月份成吉思汗陵迁到兰州（后迁到塔尔寺）时，上师受恩师色日图格葛根的委托，代表塔尔寺前往兰州进行了祭奠。

1948年农历四月初七出任居巴扎仓法台，1950年卸任。上师在担任居巴扎仓堪布期间，在提高居巴扎仓的闻思修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当时的塔尔寺法台达格色尔葛根特意曾先后十五次推荐上师出任塔尔寺法台，但上师一一婉言谢绝了。

1951年，班禅大师应党和政府的邀请前去北京参观游览，上师也作为塔尔寺的代表陪同班禅一同前往，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并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陪同班禅大师前往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款待。当时还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字后赠送的礼品（一本公共纲领、眼镜、主席像及北京市风景册等 ）。之后还继续陪同班禅大师前往天津、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

回到塔尔寺后，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上师还给国家捐献了4锭50两元宝及2000块银元。

1951年农历八月，班禅大师应塔尔寺僧众之请求，为他们传授《时轮大灌顶》期间，上师曾受班禅大师恩赐而担任过金刚上座。

1951年11月份，班禅大师封上师为“额尔德尼莫日根班迪达堪布” ，同时还赐给了以班禅却吉尼玛的法衣为主的许多稀有珍宝。

1952年农历二月初七正式出任塔尔寺第八十四任堪布（总法台），成为出任藏传佛教名寺塔尔寺堪布的第一位内蒙古籍蒙古活佛。上师在担任塔尔寺法台期间，毫无追求利己之心，完全以弘扬佛法之誓愿，为引领与己有法缘终生走上成熟解脱之道而广布福德，以身作则，力佐教政。从而使佛法，尤其是宗喀巴大师的清净教法如白昼一样愈益显明。因此，整个塔尔寺上下都公认上师是一位造诣深厚、学识渊博、精通密宗诸法、见地精极、地位尊贵，在弘扬佛法方面贡献非凡的高僧大师。但是上师本人却非常谦逊，从不居功。谈到有关他在任塔尔寺法台期间的成就时他说：“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没有班禅大师等诸多高僧大德们的护持，如果没有诸多虔诚僧俗众人的齐心帮助，特别是如果没有青海省党和政府在经济等各方面的大力协助，我本人根本无法圆满完成塔尔寺法台这一重任。如果说本人在任期内有所作为，我想这应该完全归功于他们” 。上师在塔尔寺法台就任期间，还代表塔尔寺参加了全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并被当选为全国佛协常务理事。

就任期满，上师将塔尔寺法台之职移交给阿如拉葛根后，五月份应阿拉善亲王达力吉雅、当地高僧大德及施主们的迎请前往阿拉善各地，先后给无数具缘众生传授了以《 时轮大灌顶 》（曾先后三次给15000多名僧俗众人传授 ）为首的诸种密部灌顶、随许、教诫等深广教法，以极大的慈悲心，为具缘众生开示了千载难逢的密宗次第，在他们的智慧心田中种下了解脱和遍智的种子，其功德难以估量。

1954年10月末应塔尔寺执事会之请求，从阿拉善左旗动身返回塔尔寺，目的是主持办理有关塔尔寺方面接待达赖和班禅二位大师的前期准备工作。

1955年农历二月和三月，上师分别以塔尔寺的全权代表身份出面迎接并接待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

1955年间，为了使与自己有法缘的众生走上增上实善之正道并受到佛菩萨之保佑，为了祈求以达赖、班禅为首的诸多高僧大德们的龙体健康，教法永固，上师还特意出资修造了释迦师徒三圣、八大菩萨等诸多佛像，作为众生积德的福田，供奉在自己的嘎日巴。那些佛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受到丝毫损失，真是一件奇事。

1956至1957年间，上师除了参加重大佛事活动及应众生的迎请为他们传授灌顶、随许、教诫等教法之外，还给具缘众生据其根基传授不同层次的戒律，同时还给前来朝拜的僧俗众人摩顶赐福，以深广的佛法甘露，极大地满足了有缘众生的种种愿望。

关于上师在塔尔寺驻锡期间为塔尔寺各殿堂所奉献的供养及僧众所进行的布施，在此无法统计。但从述下一例，完全可以晓知上师所献财物之宏大。如上师在卸任塔尔寺法台那一天，仅一天内就为塔尔寺和僧众奉献了总价值为两万多块银元的布施。其中耗资五十两黄金及九千多块银元而修造的两个铜制镀金的干兹尔至今还巍然耸立于塔尔寺大经堂之顶。

   1957年农历十二月初三，上师从塔尔寺出发，和随从一道前往西藏佛教圣地。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拉萨。上师首先朝拜大召、小召二寺并设广大供养，发无上祈愿。

195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往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奉献了哈达、曼扎、佛经、佛像、佛塔、两锭元宝、两匹绸缎及达王敖其尔胡雅格的奉物清单等见面礼，拜见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见到上师非常高兴，问长问短，并留他在自己身边愉快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二十九日，上师应达赖喇嘛的旨意去布达拉宫观看藏戏。1959年正月初一，上师首先到布达拉宫给达赖喇嘛拜年，并受到了热情款待。

正月十五日参加了由达赖喇嘛主持、两万多名比丘参加的祈愿大法会，之后就地聆听了达赖喇嘛的教诫。当时达赖喇嘛突然从僧众中认出上师并立即派随从邀请他前坐在自己身旁。随后上师分别朝拜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并设供发愿，同时给寺院的僧众熬茶布施。

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应达赖喇嘛的邀请，上师前往罗布林卡。赶到罗布林卡时，西藏千余名教政高级官员早已聚集一堂。场面十分庄严。届时达赖喇嘛封上师为“显法乌兰呼图格图”并赐给他册封书，大小印玺及伞盖等呼图格图所需仪仗用品和其他许多珍奇礼品。同时达赖喇嘛还特意在自己亲信弟子的首位给上师赐坐以此表彰他在黄教事业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在册封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还委托润尼尔堪布，在罗布林卡院内设宴款待上师。

上师在拉萨期间曾多次领受了达赖喇嘛及其经师等高僧大德所传授的灌顶、随许、教诫等教宝，特别是在与达赖喇嘛所进行的多次交谈中曾反复聆听过他的再三嘱咐。这些嘱咐概括地讲就是要上师回乡之后，在敦促众生严守别解脱戒，静修皈依，思择业果等方面尽力多做工作。

1958年农历三月初三，上师前往扎什伦布寺。到达之后朝拜了各佛殿佛塔并设供发愿。十五日前去扎什伦布寺，向班禅大师奉献了哈达、曼扎、佛经、佛塔、两锭元宝、两匹绸缎等见面礼，拜见了班禅大师。班禅见到上师非常高兴并详细询问了在拉萨驻锡期间的有关事宜。之后班禅大师亲自引领上师到六世班禅洛桑巴拉登伊希（洛桑华丹益希）的禅堂，不仅给他赏赐了僧茶斋饭，而且还特意赐予他一尊在印度精制的释迦佛像和班禅洛桑巴拉登伊希用过的法帽及整匹高级段子等许多珍品。随后班禅大师还特意下令打开了供奉先世诸班禅大师之舍利殿及先世诸班禅大师之遗物之殿，让上师及其随从一一进前瞻仰叩拜。

在拉萨驻锡期间，上师有一次向达赖喇嘛请示可否去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圣地朝拜时，达赖喇嘛明确答复说：没有必要，只要前往西藏境内的扎臣岗日（意为大佑雪山）山顶发愿即可，随后应尽快返乡为好。由于这个原因，上师从札什伦布寺继续向西进发，登上扎庆干日山顶，诵经祈愿之后路过扎寺，五月初回到了拉萨。

上师回到拉萨，以祈求塔尔寺的教法事业兴旺发达、诸执教大德龙体健康为目的，特意耗资五千块银元，找到能工巧匠纺制释迦师徒三圣等九桢唐卡后，特意请求达赖喇嘛在每桢唐卡背面印上了自己的手印，并在开光之后还在自己身边供放了七天。

圆满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一直向往朝拜西藏佛教圣地之愿望，于1958年农历五月末，上师向达赖喇嘛提出返乡之义并举行了告别仪式之后，搭乘西藏党组织安排的解放军军车顺利返回青海西宁市。当时在整个青海省已经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教育工作。因此安多地区的大部分上层喇嘛都被政府召集到西宁市集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求改造他们的旧思想。上师也不例外参加了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青海省政府收回达赖喇嘛赐给上师的册封赦书及大小印玺等所有赐物。这些物品随后又移交到内蒙古政府，据说至今还保存着。

两个多月的学习期满后，上师返回塔尔寺。1958年底，在青海各地普遍展开公社化运动时上师还向国家捐献了8两黄金、1000块银元、6锭五十两元宝、1个蒙古包、4个帐篷、10套服装及黄铜青铜铁等许多物资，以示支持国家建设。

五．返回故里内蒙古

随着1958年发生的西藏叛乱，青海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叛乱的紧张局势。九月份，当青海省党委政府，进行铲除宗教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改造宗教分子的思想意识、寺庙里悬挂红旗，摘掉白旗的情况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指派专人去青海，把乌兰活佛为首的400来位内蒙古籍僧人接了过来，把他们安置在呼和浩特大昭寺，给他们宣扬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同时对他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以认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学习结束后，大部分僧人返回了故乡，而让乌兰活佛留在呼和浩特，对其继续进行改造。从1958年末到1966年近八年时间里，乌兰活佛不断接受党和政府的再教育和改造，其思想意识有了显著改变。这些变化基本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乌兰活佛对党和政府对旧的社会机制、旧的思想传统、旧文化遗产等进行的革新的思想意识由渺茫变为了清晰。二、不仅对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方针、政策及革命干部不为利己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所着想的崇高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进而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敬仰之心。三、对当时佛教事业所遭受的损害，上师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佛门弟子特别是执教上层，没能遵循佛陀教诲，贪图于尘世，追求名利地位而所造的业果，这是一种报应，所以不能把这一切简单归罪于其他。

从1966年到1976年期间，上师同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也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回忆当时情况时，上师明确指出：本人作为一名执教上层喇嘛，在佛教事业中没能完全按照佛陀教导身体力行，故在“文革”中受苦，实际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业果的角度看，自己造业自己必定要受，今世不受来世肯定受。因此本人今世以受业报，这是件好事，不能把这看成是委屈。

但是上师见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惜历史文物，把内蒙古地区原有900多座庙宇毁于一旦，只剩下五、六座残庙之景象，佛教传统中本应 保护和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大众的良好体系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的事实时，上师不由自主地为众生的未来因果和为佛教大业未来发展担忧。不过上师根据“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段时间的学习体会，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宗教及宗教人士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属于部分领导和执行政策者擅自歪曲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所致的“左”倾现象。

“四人帮”垮台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立即拨乱反正，宗教界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好转。党和政府于1980年12月份又恢复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全国首次佛协代表大会。全国各地各级组织都在恢复重建寺庙、实行信仰自由，给上层喇嘛落实政策，并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随着这一大好形势，上师完全获得了自由并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整顿法务教务方面的工作。他在党和政府与广大宗教界人士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师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使原有五、六座残庙得以恢复至百余座，使广大僧众及信徒拥有了积资除障的福田和归宿，而且还创立了内蒙古佛教学校，为寺庙培养了新一代的接班人。与此同时还向班禅大师创办的高级佛学院输送了几批层次较高的僧侣，从而解决了为内蒙古地区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问题。

当谈到他近10年来的工作时，他自己非常谦虚地说：“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班禅大师的鼓励，特别是如果没有各级组织及同事、信教群众的大力协助，本人根本无法完成那些工作。我本人只是参与部分工作而已。不过想一想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上师与班禅大师之间的后期关系，在此有必要记述其一二。早在1980年底，为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佛协代表大会，上师同其他代表们一道前往北京。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班禅大师突然亲自来到上师下他的宾馆，师徒二人久别重逢，其喜悦之情难以表述。当时二人互述“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时就今后如何开展佛教工作等事宜交谈了很长时间。从此直到1988年间，上师每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或全国佛协会议时，班禅大师都亲自到上师下榻的宾馆，与上师长时间的交谈以外，还邀请上师到府上并设宴款待。当时与上师一同常去班禅大师府上的客人还有拉卜楞寺的嘉木样葛根、贡塘葛根，查干葛根，塔尔寺的扎雅格葛根、却西葛根等。

上师与班禅大师相聚的日子里，大师经常向上师谈到“你已当选了内蒙古佛教协会会长，我非常高兴。应该为恢复历史悠久的内蒙古佛教事业而奋斗。这是你的任务，在开展工作时应当和基层工作人员搞好团结。至于上面的工作由我出面具体负责。”

班禅大师曾向上师提起他的一个重要愿望，说：“先世诸班禅都曾到过内蒙古，在那里本人不仅有很多弟子，而且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有很密切的联系。今世，无论如何我也很想重访内蒙古。你能否帮我实现这一愿望？”

关于这件事，上师回到内蒙古后曾给班禅大师发过邀请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班禅大师未能如愿。

1988年春，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上师按惯例与班禅大师再次见面，但谁能想到，此次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1988年底，班禅大师为了让上师亲往扎什伦布寺，曾给上师来信，写到：

乌兰先生：

“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毁坏的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和九世班禅大师灵塔在中央和西藏政府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得到重建，将于藏历土龙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历1989年1月22日，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举行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今以个人及扎寺的名义邀请您届时光临。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988年12月10日

又通过中央统战部给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发来电报邀请上师，还亲自给上师挂长途电话及从扎什伦布寺给上师发电报等方式反复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上师未能按大师旨意前往扎寺。

虽然上师未能前往扎寺，但他还抱有在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必定能面见班禅大师的愿望。可是上师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十世班禅大师竟然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示寂。

1989年2月15日，上师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班禅大师的追悼会。在那段日子里，上师每当回忆起未能应邀亲往扎什伦布寺一事，总是悲痛交加。后来接到班禅大师生前特意转送的遗物（一条有班禅大师印章的长哈达及刻有班禅大师法名的金表）时，上师如同见到恩是一样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1991年3月上师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应中央统战部邀请，与从拉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前来的诸活佛一同参加了有关商讨寻访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工作会议。

1992年初，上师受扎什伦布寺班禅宫馆主要负责人恰加活佛的委托，给内蒙古地区16座寺庙分发了扎什伦布寺发来的为班禅大师早日转世而诵经祈愿费用5万元，同时主持了呼和浩特市大召所举行的祈愿法会（主要诵丹珠尔经一遍，大白伞盖佛十万遍，绿度母十万遍）。

回想代表内蒙古佛教界为班禅大师的后事所做的工作时，上师深情地说：“我们感谢党中央。如果中央不重视寻访班禅大师转世灵童一事，我们哪有机会为我们教主的转世做工作呢？”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上师的工作及生活。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如：1982年以来上师被选为全国政协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7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0年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名誉会长。1990年，在他自己投资35000多元（这些都是为种种祈求由信徒们给上师布施而积攒下来的钱）的基础上，国家财政又拨款10万元修复了吉祥福慧寺（在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台格庙苏木境内，藏语称热希苏德那木达尔杰林）。对此，上师感动地说：“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单靠我们自己修复寺庙是不可能的。党和国家为我们出家人专门修复寺庙，使我们出家人重新得到归宿，这一恩德永生难忘。”恢复工作以来，上师不仅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而且在工作之余还接待前来拜访的各界人士，并依照他们的请求有时讲经布法，有时传授戒律，有时超渡亡灵，有时讲解宗教政策等。

公元2004年3月30日、农历甲申年润二月初十，十一世乌兰葛根在呼和浩特市圆寂，享年85岁。